某天深夜，潘幼柏煩躁地翻著案卷，仿佛左右翻轉那些信息就能明晰地印進大腦。

一個、兩個、三個……

受害者身上的傷痕、侵犯的痕跡、知情人的描述，雖然只是文字，但不知為何潘幼柏特別噁心。

他想起了那個在看守所里笑著的男人，一臉的戲謔與嘲弄。

嘲弄制度、嘲弄受害人、嘲弄作為辯護人的他。

潘幼柏不是原告代理人，他就是坐在欄杆後面那個人的辯護人。

一個由法院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。

身旁放著的是還未乾透的西裝外套，上面還有些許黃色污漬，那是回律所時，在樓下被受害人母親扔的雞蛋。

潘幼柏嘗試清洗，但污漬接觸清水，反而暈得更大了。

潘幼柏用手支著額頭，看不進去時就開始默念：應該，這是我應該的，這是責任、是人權、是維護、是秩序、相適應、罪責刑……

手邊的電話震動，潘幼柏遲緩地抬頭，在看見上面的名字時心裡微微一顫。

「姐姐，怎麼了？」

潘幼柏語調帶上了期冀，每次、每次姐姐都會很快發現他的不對勁。

「幼柏，」仿佛被木炭烙啞的嗓音，極盡狼狽和苦楚。

「你在哪？」在說話的同時外套已經抓在手上了。

這個情況不是第一次，也不是第二次了，因此潘幼柏沒有任何廢話和猶豫。

那邊報上地址。

關完燈的潘幼柏剛準備走，又折回來將外套放下，把桌上成疊的資料抱起。

時間已從早秋走到了深冬，寒風裹挾著濕氣直往人骨頭縫裡鑽。

潘幼柏打開車上的暖氣，確保一會兒姐姐上車迎接她的是足夠的暖意。

紅燈不過三十秒，此刻卻仿佛被拉長了十倍，周遭的喧囂、閃爍的紅光、嬉笑的人群，點著方向盤的手指越來越快速。

再一個紅燈後，潘幼柏一眼就看到了街邊的潘以凝。白皙的雙腳赤。裸，早已被血跡沾染，身邊放著一個嬰兒車，手上還抱著個孩子。

潘幼柏下車後立馬將車上常備的羊毛毯蓋在潘以凝身上，一手接過孩子，一手拉過嬰兒車。

無比熟練。

潘幼柏沒有詢問，甚至沒有開口，反正問來問去、說來說去什麼都不會改變。

兩人就這麼一直靜默地回到潘幼柏家裡。

潘幼柏知道潘以凝定然沒吃晚飯，在她餵完孩子將其哄睡後，把一碗麵放在了床頭柜上。

室內燈光泛黃，給人暖洋洋的感覺，乾淨的毛巾、換洗衣物和洗漱用品早已放在床上。<="<hr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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